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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忘不了那抹绚丽的记忆(下)

——----留住杨庆贤先生的传奇往事

作者:夏军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5-09-07

 送给孩子愿景的老师

 在战事刚歇的上海,婚后的两个年轻人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幸好,靠着杨庆贤参战所得的一笔退伍金,两个人开销无忧。

后来,杨庆贤遇到大学里教工业化学和分析化学的葛怀诚。他是江苏宜兴人,曾在德国留学。他的留德同学徐学文此时恰好是台湾樟脑局局长。葛教授告诉夫妻俩,因为台湾樟脑局把日本工程师都遣返日本,樟脑厂正缺少工程师,所以,建议他们去台湾谋职,凭学业资历,杨庆贤可以担任樟脑厂负责生产流程的工务课课长。于是,夫妻两人立马去了台湾。在台湾台北南门樟脑厂担任工程师和工务科长,负责天然樟脑的生产以及用松节油合成樟脑的开发研究。在三年的时间里,借助扎实的化学知识功底,加之好学肯干,事事留心钻研,杨庆贤已经成为樟脑生产方面的行家里手。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决策层已经开始动员全线退守台湾。随之,大批国民党行政人员和部队如潮水涌进台湾,引发当地物价飞涨,治安恶化,民怨四起。同年8月,杨庆贤夫妇眼见时局难控,决定重返杨庆贤已经离开了八年的出生地印尼。

 在巴城,他们与曾在“八华”执教的老师刘耀曾、韦同芳、刘宏谟、刘宏谦以及邱润民等再度相见。此时,他们都在为新创建的巴城中学(亦称“巴中”)殚精竭虑地工作:筹划蓝图、募集经费、兴建校舍、到中国招聘教员、收集资料、编撰教材、分派任课。大家尽管忙得没有丝毫闲暇,但都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毫无怨言。杨、胡夫妇的到来,让时任巴中教务主任的刘耀曾如获至宝,热情邀请他们留在巴中执教,以解学生人数速增、教员奇缺的燃眉之急。

 杨庆贤回忆到,他感慨于在这么多充满奉献精神的资深教师的带领下,巴中这所当地屈指可数的中文学校学风优良,正气十足。另外,他在巴中遇到了更多自己在“八华”求学时的老师,居然还有在广西大学逃空袭时偶遇的钟士民老师,钟老师是从广州中山大学转来寄读的。这次偶遇让两个人变成了挚友。无论在为人处世上,还是学业精进上,钟老师对杨庆贤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巴中,两人因为对杯中物的共同喜好,常常上班芝兰固定的一家酒楼共酌畅聊。

杨庆贤和胡世茞来到巴中教书,曾经引起该校学生一阵好奇的轰动。1949年学年假一结束,还没从假期的慵懒和恣肆中完全脱身的高年级孩子们,突然被眼前这两位新来先生带来的绚丽亮色给吸引住了。

那时,孩子们才十五、六岁,而两位老师不过二十七、八岁。一个是英武俊朗的青年,脸色始终白里透红,头发乌黑且自然卷曲,鼻梁笔直高挺,说话声嘹亮而富于磁性。一个是温婉秀美的女子,音容姣好,皮肤细嫩白皙,身穿洁白的旗袍,体态举止优雅无比。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杨先生写得一手又快又好的粉笔字,上化学课和三角课时,教学内容滚瓜烂熟,融汇于心,化学反应方程式和三角公式随手拈来,知识阐述条理分明,有板有眼,有水到渠成之力。胡先生的化学课特色分明,她能把各种知识点讲得层层推进,鞭辟入里,娓娓道来。她从各方面细致入微地关爱学生,学生也由衷地把她当作最可信赖的人。

这群孩子中有个名叫张茂荣的学生回忆到:“在巴中念初中时,家境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他上午上课,下午卖报纸,加之习性疏懒,不善于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和做练习题,数、理、化成绩一直难见起色。升到高中后,杨先生开始教他所在班级的化学课和三角课。杨先生上课时清晰的讲解方式和潇洒倜傥的风度,猛地把我的心给俘虏了。我对这两门课的兴趣与日俱增。杨生要举家回中国前,特地对自己所带的学生作了指点和鼓励,还不忘用亲身经历给孩子们树立榜样。他说,自己曾经为了考大学,日以继夜地抓紧时间做完上千道数、理、化练习题。这样的刻苦给我留下极其难以磨灭的鞭策作用,使我在后来的迎考过程中异常发奋。受了杨先生的影响,我也报考了化工专业,并且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成绩骄人。”

  还有个在1950年上高一、名叫田权湘的学生回忆:“杨老师教我们化学课。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在课堂上讲课时,始终围绕课件主题,讲解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从不跑题,始终能牢牢凝聚住学生们的注意力,偶尔扯远点,也是向我们介绍中国现代化工的奠基人侯德榜的事迹,或是以过来人的经验,要求我们好好把握在巴中获得的英语优势,争取归国考上理想的大学。杨老师讲课时,总是习惯站在教室的黑板前方,很少在课堂的每排座位中间来回穿梭走动。我坐在最后一个座位。有一天,杨老师出人意料地踱到我的座位前,柔和地低声对我说:你想不想回国?读书一定要用功啊!我很惊讶杨老师会对我有这样的特别关照。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贤师勉励,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不忘用功,终于回国考上了我中意的大学,毕业后在化学领域干出来一番事业。”

 不计得失报效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民族资本家群体的代表人物,胡世茞的父亲胡厥文鉴于对新形势的体验和判断,竭力动员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几经考虑,在巴中执教三年后,杨庆贤夫妇又举家踏上了回归祖国怀抱的旅途。当时他们已经育有两个女儿。

到了上海,杨庆贤凭专业资历,经轻工部安排,于1953年1月来到上海轻工业试验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前身)。时任所长的陈善晃安排他在以乔硕人为组长的综合化学研究组工作。那时候,杨庆贤主要负责化学合成科目,最初做的项目就是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

1956年,陈善晃所长指派杨庆贤牵头组织2-氯乙醇的研究项目,也就是普鲁卡因青霉素的前体合成所需要的原材料。该项目要用到乙烯,但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乙烯的自给条件。他们就将酒精脱水后变成乙烯,再与氯气在水中反应得到2-氯乙醇。可是,浓度达不到要求,只有8%。就靠蒸馏,将浓度升到28%,再加苯共沸蒸馏后,使纯度最终达到98%以上。这个过程在当时是有一定难度的,曾被权威认为是“在中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正是杨庆贤的拼搏精神,加之组织上的全力支持和同事们的齐心协力,终于历经千辛万苦,花了一年时间完成小试。在陈善晃所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庆贤又开展了2-氯乙烷的工业化生产研究,并向南京气体制造厂传授了该合成技术,经放大试验顺利完成工业化生产。

杨庆贤回忆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院长陈善晃善于倾听群众意见,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商量、探讨下一步的工作规划。在他的带领下,杨庆贤和他的团队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化学合成,并十分强调中试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单位决定开展中试工程的试验研究,最终成立了中试工厂。后来在上海医药设计院帮助下,成立了冷冻车间、动力车间、发酵车间。第一个产品是金霉素发酵,以后又完成了青霉素发酵等。当时中试工厂的200加仑发酵罐有两个,60加仑的有四个,20加仑的有十几个,基本满足了从小试连中试到放大的整个过程。

不久,童村作为抗生素专家从制药三厂调来上海医工院,他在设备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杨庆贤及其团队经常和童村一起合作。在金霉素研究中,杨庆贤主要负责解决染菌问题。当时很伤脑筋的是,为什么一通气后,经过冷冻和压缩过程的过滤器会是湿的?童村和杨庆贤经过研究发现,原来是过滤器中的空气经过压缩后,很多水份冷凝下来,造成相对湿度太高,所以在进入发酵前要经过加热程序,使其相对湿度降低,就会减小染菌的风险。只要在过滤器前简单地加上加热器,问题就迎刃而解。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前无先例的创造。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由杨庆贤和童村共同署名,发表在当年的《化学世界》上。此后,杨庆贤和童村又有过几次很愉快的合作。他还参与了雷兴翰主持的几个中试项目。

1960年,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综合化学研究组撤组,成立了化工室。第一代研究人有黄再麟、王基罗、朱佩珍、吴应铮等。后来乔硕人调往高桥化工研究所任职,杨庆贤接任他,成为化工室副主任,全面主持工作,主要从事发酵、精馏、萃取、搅拌、干燥、蒸发等高效设备及自动化仪器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起初,化工室在做装备项目的同时,还进行一些工艺改进项目。工作中,各成员分工明确,朱守一负责发酵装备,李桢负责化学合成装备,宋显洪负责过滤设备,杨庆贤则主要负责蒸馏蒸发方面的装备工作。以后化工室解散,组建装备研究室,不再进行工艺改进,而是专门从事制药化工有关过程的装备研究和设计,这成为中国医药工业系统最早从事设备研究的科研开发机构。

杨庆贤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致力于组织发展精馏、萃取、搅拌、干燥、蒸发等高效设备及自动化仪器等方面的研发,取得了令人赞赏的成绩,这些成果与民生息息相关。杨庆贤自始至终参与了位于吉安的江西樟脑厂的筹建和投产,为该厂多组分精馏及升华等单元操作的全套生产过程和设备配置作出重要贡献,使樟油年处理量达到2000吨、天然樟脑产量达到500吨。他还开展以松节油为原料合成樟脑的装备及工艺设计研制项目,为上海桃浦化工厂和江西樟脑厂设计年产1300-1500吨合成樟脑的生产流程及设备,分别于1961年和1965年投产。接着,又配合达到2500吨合成樟脑的扩产,设计出高效精馏塔,于1988年投产。

八十年代,杨庆贤争分夺秒,全身心拥抱科学的春天所带来的宽松环境。他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在多种医药和化工产品的分离、纯化和三废处理等重要设备设计和开发方面,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杨庆贤参与研发的压延孔板波纹高效精馏填料为国内首发,于1979年投产,应用于石化、轻工、医药等行业中的精馏和吸收过程,该技术荣获1984年国家医药管理局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他组织开发往复筛板萃取塔,应用于长效磺胺药物SMZ的生产过程,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节约能耗和原料用量,该技术获得1989年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组织研发的阿霉素产业化关键设备及三废处理基础设计技术,顺利实现产业化,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三等奖。

他倾注心血,辅佐培养了多名高级工程师和硕士研究生。他撰写和发表了30多篇著作和论文,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大学的讲学交流活动。1991年9月,由联合国工业发展局组织资助,杨庆贤赴土耳其阿纳多鲁大学开展药学讲学,获得当地学术界的好评。他的部分业绩载入《中华人物词典》和《中国侨界模范人物名典》,还承担了多项社会职务,如中国医药设备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分科学会委员、中国医药工业杂志编委和上海化学化工学会理事等,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杨庆贤热爱祖国,抱负远大,始终埋首科研,兢兢业业,踏实严谨,不计较个人得失,例如:由他费尽多年心血、一手扶植起来的江西樟脑厂,1959年正式投产后,为了表达对他的最大谢意,曾给他汇来两万元人民币。但是,杨庆贤分文未取,如数上交。

1993年,杨庆贤光荣退休。

 身受耻辱宽容待之

1966年文革开始,杨庆贤受到严重冲击。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当权派红人”的帽子,关进牛棚,不准回家、从事体力劳动、写莫须有的自我交代材料、扣押薪水等等。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牛棚看望他时,经常心酸地看到这样一幕画面: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毛泽东像前,“诚惶诚恐”地请罪。后来,杨庆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活动。直到文革中期,他才获得解放,回到科研岗位上。

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在政治运动中,那些从人格上对他极尽侮辱、欺凌之能事的人中间,居然有他苦心培养的同科室年轻人,他们缺乏良知的反戈一击令他深深感受到人心险恶、世事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尤其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杨庆贤表现出的以大局为重、宽恕为怀的品质,是那么弥足可贵。文革结束,上海医工院的运营走上正轨。而那些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串跳的人物,此时有的也不得不过评职称、升迁上爬的关。照常情,杨庆贤完全可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选票投否决票,以仇雠相报堵住那类人的发达空间。但是,事实上,在杨庆贤的心中,仁爱宽容之情战胜了厌恶鄙夷,他要重新振作起来,挣脱那个逐渐远去的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世界。他最终用赞成票为那个塑造魍魉魑魅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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