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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忘不了那抹绚丽的记忆(上)

——留住杨庆贤先生的传奇往事

作者:夏军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5-08-06

对于一个值得敬重、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在他曾经走过的路上,再原原本本走一遍。尽量把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场面和声音,一一用时间这条线索串起来。在有关杨庆贤先生的绚丽往事面前,我们的任何评说和演绎都会显得如此苍白、黯淡。在这幅始终熠熠生辉的画卷前,我们终于领悟到,什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追求、最值得体验的事物。我们时不时会故作深沉地给出这样的结论:“人活一世,也不就是灵魂的瞬间沉醉”,但是,一旦这样的想法遇到他灼灼的目光,便显得那么猥琐、虚弱。

对于杨庆贤先生的回忆,常常令我们情不自禁地去琢磨这个问题: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到底具有怎样的脊梁骨?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了求知、为了报国,他们怀揣远大的志向和情怀,以勇敢和决绝,经历了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最严酷的磨难。周恩来在1937年12月对武汉大学学生的演讲,恰当地概括了这个时代赋予知识青年的生活意义:“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的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杨庆贤先生的经历让我们真正近距离触摸到了那条支撑祖国崛起的坚实脊梁。他的坚定信念、他的顽强搏击、他的浪漫爱情,就是在那浩瀚的年代里蕴育的,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珍惜自己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直面时艰、敢于担当、正直做人。

今天,当我们在恭恭敬敬地追忆杨庆贤先生时,是不是也应该努力考虑,为了我们所处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伟大时代,重塑那份由衷的赤子之心和恒久的家国情结?

 一个争气的矿工儿子

杨庆贤是出身在印尼勿里洞的广东蕉岭人。他的父亲是独子,18岁时在家乡穷极潦倒,不得不给“卖猪仔”贩卖到印尼勿里洞当锡矿工人。由于曾祖父是拳师,祖父的拳脚功夫非常出众,在清宣统年间当了潮州做官的武举人。受家庭熏陶,父亲的武功也相当厉害,因此,凭这门绝活赢得了在锡矿工人圈里的号召力。不久,他在荷兰人开办的锡矿公司当上领班。后来,又和一位姓刘的侨生合伙,做包工头。

杨庆贤的父亲36岁才结婚,当时他母亲林氏才18岁。婚后,母亲接二连三生儿育女。杨老师是大儿子,他一共有11个弟弟和4个妹妹,也就是说他有16个兄弟姐妹。印尼华侨家庭动辄生养四、五个,甚至七、八个子女,这很普遍。杨先生的母亲是那时典型的多子多女的“好命”妇女。

杨庆贤的父亲承包了锡矿,经营收入很不错。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从小十分关心杨先生读书。杨庆贤在当地读完小学四年级,就一个人离开勿里洞,乘船来到巴达维亚(亦称“巴城”),考入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这所学校是清朝光绪年间由印尼华侨组织成立中华会馆后创建的中华学校,位于巴城八帝贯,简称“八华”。杨庆贤在这所名气响亮的学校里读完五年级。

巴达维亚(Batavia)原名爪雅卡塔(Jayakarta)。16世纪初叶,该城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并委托居住在万丹(Banten)并在那里种植胡椒的华人领袖苏鸣岗(Souw Beng Kong),带领一批在那里居住的华人建设城市,并改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人欣赏华人的这些优点:和气、忍耐、刻苦,从事商业活动很有悟性。从1600年到1900年的三百年间,荷兰人在印尼建了无数供印尼当地人就读的学校,但从未建供华人子弟就读的学校。1900年前,华人子弟只有极少数能在印尼文或荷兰文学校读书。因此,1900年3月17日一批受过荷文教育的华侨成立了旨在解决华人子弟读书的会社“中华会馆”。一年后的1901年3月17日,又成立了第一所华人学校,即“八华”。

在“八华”整整读了八年书,杨庆贤是班上的尖子生,年年考第一名。除了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八华”的其他科目全用英文课本。中学阶段,任课老师主要用英语授课课。因此,“八华”学生的英文程度高到可直接报考英国、美国的大学。

高中毕业时,杨庆贤曾打算报考美国密芝根大学。学校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叫韦同芳,一个叫何福同,劝他不要去美国,原因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建议他还是回中国升学。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最激烈的关口,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上海。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正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活动中。年少气盛的杨先生毅然回国,既为了升学,也为了支持抗战,共赴国难。

此时,上海去不了,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大学和文化人已陆续转迁内地。李济深、李宗仁以及白崇禧治下的广西桂林已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城,文化教育活动在政府的扶持下继续井然有序的开展。杨庆贤费尽周折,辗转到了桂林。“八华”老师何福同的妻子在桂林亲自接待了丈夫的学生,并安排他在自己家里住,还在迎考事务上给予细致指点。

杨庆贤难以忘怀在何师母家度过的美好时光。“桂林市环湖北路1号”是何师母家的地址,这里离仙境般的漓江不远。据杨庆贤回忆,考完大学等待发榜的日子里,他常常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漓江,租上一条小船,划到江心就一个猛子扎到水里,酣畅地游上一大圈,再爬到船头,吸口气又向江心纵身一跃。璀璨的光、清凉的风、流淌的水、飘摇的船,还有志在必得的心情,让此时的杨先生感到,他拥有了整个世界。不久,通知来了,他如愿考上了广西大学的化学工程系。

受战火洗礼的奔涌感情

 1944年,杨庆贤读到了大学四年级。这时,一个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女生闯进了他的视野。

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胡世茞因上海沦陷,不辞千里劳顿来到广西,寄读于广西大学的化学系。她是上海大名鼎鼎的民族资本家胡厥文的掌上明珠,聪明美丽,情感纤细。她的来临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可谓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一个是来自遥遥南洋的华侨青年,一个是出身于沪上豪门的大家贵秀,同在苍翠欲滴、催人遐想的象鼻山下,同在书声琅琅、令人振奋的广西大学,他们邂逅了。与生俱来的对美好事物的倾心使他们互生敬慕,不由自主地落入幸福的爱河。

然而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严峻、最困难的时刻,日本军队的前锋已经接近桂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一切有良知、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华青年再也按捺不住要粉身碎骨、共赴国难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差一年就大学毕业的杨庆贤热血沸腾,带着父辈流传的刚烈血性,毅然投笔从戎,报名投考由国民政府军界与美国军队开设的翻译员训练班。该培训旨在服务于战时的中美军事合作计划。英语底子扎实的优势,让杨庆贤顺利通过了录取关。当时,训练班经过甄选,仅录取了二十多名学员。所有人将立即乘专机,派往云南省的昆明。

出发前,杨庆贤和胡世茞在桂林作奔赴疆场前的最后一别。怀着依恋爱情、赴死报国的复杂感情,他们海誓山盟: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早日摆脱日寇的铁蹄,年轻人要有敢当国家烈士的勇气和决绝。先有国,才有家,祖国光复的日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两位恋人决心暂时分离,相约并且深信:一定能够盼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就是两人历经万难、重逢相拥之时。

 在昆明,翻译员训练班的教员由西南联大里的清华、北大教师组成。学员们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就分别派往各个配备美国顾问的军事组织或美军在华参战部队。杨庆贤被分配到服务支持分队(英文名SOS,即Service of Supply Team),这支部队属于陈乃德指挥的飞虎队辖下的后勤组织。其最高司令官是负责中印缅战区的史迪威将军,副司令是国民革命军的郑洞国将军。

杨庆贤乘军用飞机抵达该部队总部所在地印度的莱多(Ledo)报到,最后分配到中国军队的新6军第14师第42团,任少校联络翻译官。在印度的每天,他的工作就是围绕盟军部队的战地调动、协作和部署,同美、英军事参谋组织人员进行联络和沟通。

半年后,日本军队攻占贵州都匀,直逼昆明。杨庆贤所在部队接到命令,由印度经缅甸撤回昆明。辗转到达云南沾益。那时,从沾 益到昆明段的铁路还未修通。于是,部队在沾益滞留了整整半年,才回到昆明,待命准备投入与日军的决战。

1945年8月,经过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苦战,日本终于签下了投降书。美军撤走后,杨庆贤一度被派到机场工作,协助安排新6军战斗部队飞赴辽宁沈阳接受日军投降。

作为军事后勤支持人员,在被遣散后,杨庆贤要求去重庆大学,补做大学课程尚未完成的毕业论文。在热火朝天的重庆沙坪坝,他与胡世茞的浪漫史继续升温、发酵。

胡世茞早先已由广西大学转到重庆大学寄读。在广西大学时,两人曾在同一个班级朝夕相处。而后的整整一年,两人分别在西南和印度、缅甸劳顿奔波。战后重逢于重庆大学时,杨庆贤比胡世茞低了一班,要迟一年才能毕业。不管怎样,两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又可以天天在对方充满爱意的目光中畅想未来的美好远景。

1946年4月,杨庆贤在重庆大学完成了毕业论文,题为《磺化碳离子交换树脂的交换能力》( Capacity of IonExchanger :Sulphonated Carbon),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后,杨庆贤随胡世茞到她上海的家,两人于同年8月在上海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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