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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炉在炼狱的另一头(上)

——自述:一个90年去新西兰的上海人

作者:夏军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3-06-28

执笔者按:四月底赴新西兰南、北两岛作游,恰逢地陪原籍上海,相言甚欢,谈资广涉,如沐春风。人间冷暖,跌宕起伏,世事臧否,收益无穷。乃取之著文,以饷同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能量正负,各取所需。冀此文宜于按图索骥,逐梦成真,终不负持坚有恒者。

  

我是90 年来新西兰的。当时,在奥克兰的华人不足两千人。走在街上,很少遇见华人。正是这样的稀少给了我后来一些求之不得的机会。

要说出国的理由,我想,是80年代后半期国家的变化让我思考这样发展下去迟早要出问题。因此,出国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在西方国家的永久居住权,而不是像那时上海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扒分。那样的话,我完全可以利用一个亲戚关系去日本,走这条路,一定会比在新西兰赚得多。

说来也巧,一天下午,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舅舅给了我一张阅览证,我就去那里的阅览室看报。香港《文汇报》上一条留学中介广告吸引了我,称可以一条龙提供赴新西兰就读语言学校的服务。那时,大多数人想的是去澳大利亚读语言、打工。我考虑反正新西兰也属于西方国家,而且办理手续比去澳大利亚简单一些,于是,当即决定把新西兰作为落脚点。

其实,出国之前我在国内混得不推板。83年同济大学毕业,进了国营成套设备公司。86年辞职去一家民营企业,每个月收入可以达到2000元。第一个月交税,财务科通知我扣掉420元。但是,我就是铁了心要到国外,获得永久居住权。读语言的学费、飞机票、中介费加起来近六万元,一半是我自己的积蓄,还有一半则靠亲戚凑,今后在外打工挣到钱后再慢慢还。我妈是家里最强烈支持我出国谋生的人,借钱的事全由她一手张罗。再早十几年,兄弟姊妹多的人家为了“土插队”哭哭啼啼,现在是人们都把“洋插队”当作风光事,好像外国遍地是金,伸手捡就是了。

那时出国真的跟现在的农民工到上海差不多。电饭锅、碗筷、被头铺盖、四季换洗衣服鞋子,一样不能少带。尽管出国为了打工挣钱,可还是要现世,辞典带了一大堆,英汉、汉英、英汉双解、英英、袖珍字典都有。当时,飞机上只允许托运二十公斤,国产大号皮箱自重就占掉五公斤。手提行李我就选了最大号的帆布包,塞足塞足,那时还没发明蛇皮袋。剩下书没地方了,我妈特地买了件中长款牛仔夹克,内里用毛巾缝制了四个大口袋,当书塞满口袋后,这件沉重大衣非有人帮着穿上去。不料到了机场,我的这身打扮遭到安检口武警的特别关照。我被带入办公室,武警如临大敌,把我身上东突起一块、西突起一块的地方当作疑似爆炸物,所有人与我保持距离,喝令我脱下衣服。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卸下这身特殊外套。然后,武警仔细地把所有辞典从头到尾翻检一遍,唯恐里面夹带反政府文件。检查完了,面对散落一地的辞典,我顿时一筹莫展。幸好,无意中从口袋里摸到小姨子给的带鱼包,正好可以将所有的书塞进去。

出国前的准备阶段,我一直盼着早早成行,从来没有将要长期离别家人的那种伤感。不料,在机场和家人道别时,两岁的儿子紧紧抱住我,直嚷:“爸爸,侬带我一道乘飞机吧。”我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上来。我安慰他说:“等爸爸在那边挣到钱,有住的房子,就把你接过去。”

记得当时我身上就揣着一百六十元美金,轻易不敢动一分钱。去新西兰要在香港转机,上午十点多到香港,必须等到夜里九点多再登机。这中间十多个小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是舍不得买一碗面吃。机场里一碗清汤寡水的面也要四十几元港币。只好拼命跑厕所吃自来水。

到达新西兰,我英文一塌糊涂,与人交流,只能讲单词,甚至要用纸笔写下来,手头还拿着袖珍字典当场翻。那天碰到一个移民局的老官员盘问,大多数情况下我其实根本没听懂,但嘴里一直说“Yes”。一开始他还有耐心,把问话写在纸上,见我老是低头狂翻字典,最后,在纸上撂下一句话转身扬长而去。回过神来我才看懂那句话的意思:“你的英语差到这种地步,还是回你的中国去吧。”这样的鄙视令我一辈子难忘。

刚来时,进了超市,东看看贵,西看看贵,折成人民币让人手足无措。一根大葱一个新西兰元,一袋面包一元八角,舍不得买。算下来,只有买面粉自己摊饼,还能承受。面粉五公斤一袋,鸡蛋便宜,一角多一个。于是我们合租一套房的五个人,一大早起来第一桩事便是把一天两顿的饼先摊好,一张饼里敲一个鸡蛋。再用舍不得扔掉的塑料瓶灌上水。带上这些食品就出去打工了。为了留出白天的时间打工,我们通常把语言学校的上课时间全部调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

90年代初,新西兰经济正处于低迷中,为了找工作,我不得不厚着面皮,沿街一个店一个店地询问,挂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Look for job”。有时进店,还要先看风向,店主忙碌时,便在店外候着。不知遭到多少闭门羹,没办法,想到要还清国内的欠债,还要在这里站住脚跟,我不得不屡战屡挫,屡败屡战。好不容易在农场找到活干,路程远得相当上海大杨浦到徐家汇。我就每天天没亮便出发,走两个小时,一天来回四小时,公交车舍不得乘。那时走路,见路边的草地还不敢随便踩,就走那贼骨铁硬的人行道,结果,国内带来的三双“狼”牌运动鞋,一个月里磨坏两双。一开始,60元一辆的代步自行车都狠不下心买。就这样,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农场里收农作物、餐馆里洗碗碟都做过。

刚来这里,超市里的猪下水洋人是不吃的,一只猪头五毛钱,一只猪脚三毛钱,四只冷冻鸡十元钱。我们五个合租的室友常常买这些东西。第一年过圣诞节前,我打杂的那户人家将自己养的十来只鸡送到中央公园放生。我暗地里记住了公园的地址,回去后告诉室友们。大家一听,想到有可能喝上活杀鸡的鲜汤,眼睛直发光,立马开始核计如何捉鸡。一个室友贡献出从国内带来的十五片巴比妥,足够吃死三个人的量,研碎拌入煮好的两锅米饭里。第二天,五个人提着饭摸到公园。老外通常用野餐后的残羹喂鸡,见中国人居然特意煮饭服侍鸡禽,不禁刮目相看。吃了药的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你看着它一条腿撑着身体,眼睛紧闭,呆瞪瞪,一旦有人尾随伸手去捉,便噗地一声扇起翅膀,撒腿就跑。一来二去,五个人忙活了半天,颗粒无收。垂头丧气回到家,大家继续想主意。一个室友建议把浸过酒的米饭作饵料再试试。幸好,这个办法没有实施,因为不久,报上登出一条消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多次在公园里偷捕野鸭吃,被警察逮个正着,遣返回国。

说起我的留学签证改为旅游签证,最后再获得工作签证,还真是幸运。第一个圣诞节后的一天,我拖着灌了铅的腿走回家,经过一个住宅区,迎面遇到一位老年妇女,看样子像华裔。那时新西兰华人稀少,出于突逢熟人般的惊讶,她主动和我攀谈。原来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我一五一十地将我在此留学、打工的境况告诉她,她对我每天如此长距离来回奔波打工的遭遇非常怜悯。交谈中,我注意到她的腿关节有病,便表示关心。她说,她经常在奥克兰的东方市场购买产自中国的伤湿止痛膏敷贴,效果不错。正巧她提到的那种品牌的药膏我出国时带来了一些。我问清她的住址后,第二天尽管是周末休息,仍揣着药膏走了两个小时给老妇送去。她十分感激,请我进屋并招待我,还特意上超市买了食品、开车送我回家。两周后,她介绍了一位朋友认识我。那位老妇人原是南京人,避难去了香港,最终辗转到新西兰。她丈夫是苏格兰人,曾经在英国军队中当坦克兵。老人听了我的打拼经历,联系自己的身世,看到我又黑又瘦的身板,连呼“可怜死了”。两位老人向我表示,都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帮助我。我从此认两位老人作干妈。这还引起留学朋友们的妒意,希望我Pass一个干妈给他们。

留学签证满三个月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可以申请办理九个月的旅游签证,其中一项条件便是必须提供拥有九千新西兰元的凭证。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对付这个经济资格要求,往往几个人凑钱。为了避免开列银行存款凭证引起财物归属纠纷,凑钱的人不得不一起捧着九千元现钞去移民局办签证。排队时有意隔开,前面的人用现金办理完申请,后面的人接过这包现金再办理。这点小伎俩终于被不谙手工点钞的移民局官员识破,从此在办事窗口前郑重贴上告示:禁止以现金作为签证的经济资格担保。而我的转签证得到干妈的有力帮助。只是其苏格兰丈夫问了我一句话:九个月后旅游签证到期,你怎么办?”我回答:“如果到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回中国去。”

顺利取得旅游签证后不久,我在一个毛利人开的空调机修理行找到一份工作。凭借在同济所学的机械原理,我琢磨了一段时间,便能上手了。有时,一天五、六台空调忙进忙出不在话下。这让毛利老板赞赏不绝。一天,他踱到我面前,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个周末,我想请你和你的太太来我家参加家庭聚会。”我喃喃地说:“我太太在中国,还没有可能来新西兰与我团聚。”毛利老板非常惊讶:“那你就长期少了性生活吗?”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是的。”

毛利老板二话没说,第二天便拉上我开车到移民局,开着玩笑向移民局官员介绍了我的情况,要求他们帮我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窘境。官员告诉他,只有当我获得工作签证后,才可以将妻子接到新西兰。而办该签证,必须由企业老板通过登招聘广告的形式,表明该员工是企业某个岗位上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毛利老板登报纸广告,招聘空调机修工。当有洋人应聘时,毛利老板借口客户中大多是华人,洋人因不会中文落聘;当有华人应聘时,他就借口其英文不熟、不便于交流而拒聘。就这样,几个月下来,在毛利老板的帮助下,我的工作签证落实了。1993年,我的妻子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把单位分的房子退掉后,带了已经四岁半的儿子来到新西兰,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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