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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色布拉格,跟着文学幽灵走

作者:夏军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8-09-05

 

“我们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                              ———赫尔曼?黑塞

第一次来到金色的布拉格,如果照着旅游攻略描线路,非常乏味。结果,跟着文学幽灵走,快活得像小孩。

在布拉格耗了差不多一辈子的赫拉巴尔,早在二十年前就到上帝那儿注册去了。但是,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成了我最佳的游走指南。

在这座城里,无时无刻不被打着各种年代印记的教堂的阴影所笼罩。但是,这个国家里80%的居民是地地道道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天主教徒只占10%,不知道这样的悖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倒是赫拉巴尔把我送进了一个有血有肉、接地气的布拉格。在这里,热热闹闹的小酒馆才是最暖心的大舞台。小酒馆是什么?小酒馆就是让我放松、卸包袱的地方,整整一天、一个星期的烦心事它都可以给人兜底。我用不着戴着去教堂的可憎面具和未必表里如一的心情,随时随地可以尽情尽力地做即兴表演;小酒馆就是普通人的宗教祭祀场所,不过这样的神圣地方转移到了一个更符合人性的集体剧场。在这里,平时不被重视、不被垂顾的小人物终于有了获得尊严、获得骄傲的愉悦空间;小酒馆就是一个敞开的庇护所,人们不断地在这里聊天、倾吐,将与这个世界的一切矛盾冲突都化解在有温度的实木桌和顶着丝滑泡沫的啤酒里。

我在赫拉巴尔成名后经常光顾的金虎酒馆喝啤酒。老人只有在他的作品得以公开出版、有了几个闲钱之后,才会光顾这样收费昂贵的酒馆。现在的酒费是什么行情?位于布拉格边缘的十区有个叫哈拉的地方,一个夫妻老婆中餐馆里,一杯500毫升的散装啤酒或者一罐330毫升的啤酒就叫价3欧元。而金虎酒馆是位于布拉格中心一区里的老城老字号,酒价顿时让人心率狂奔,觉得这冷飕飕的液体里掺透金子打的匕首。

这家酒馆在它活过的年份里,有那么一段时期,布拉格一些反共活跃分子,常有作家、诗人、艺术家、导演之类身份,每周二都会到此打卡。赫拉巴尔在他终于事随人愿、发达了之后,也会在这个时间点雷打不动地来此坐镇,并有了自己的专座。他一到,这个位置即便有人先占了,赫拉巴尔进屋的身影也会让那人起身相迎。赫拉巴尔在这里风光的时候,应该早已不是那个在《过于喧嚣的孤独》里,面对废品回收站站长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打包工了。打包需要力气,更需要当狗崽子的屈尊和忍耐。那时的赫拉巴尔除了读书、写作分散自己的内心苦痛,还有就是大口大口地灌啤酒。可想而知,低微的工钱根本承受不了金虎酒馆的高价酒,而是去陋巷背街的小酒馆,用五升装的塑料桶打价格实惠的啤酒。在捷克旅行期间,大巴司机告诉我,他爱喝啤酒,但只喝得起在小酒馆里供应的半个欧元就是一升的啤酒。

如今,金虎酒馆的老板在赫拉巴尔习惯坐的那个座位后方的墙上,挂起了赫拉巴尔、哈维尔、克林顿的三人合影照。每天酒馆一开门,追逐网红地标的肤浅旅客就夺门而入,久久围着那个余香缭绕的桌椅,喝着浅黄色的液体,心满意足。三个在各自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凭借墙上显得有点不够真实的黑白形象,继续对人们投射心灵的震慑力。如果有点常识的话,可以想象,当晚的场景未必如某些一厢情愿的人所描绘的,三个人就像素昧平生的酒友一样,喝啤酒、大笑、神侃、手舞足蹈。赫拉巴尔从来就是一个内向有余、安安静静的人,正如他自己描述的,“我只是那么坐着,从不勉强人家,像一个采访者那样开始询问公众意见那样”,他未必会跟克林顿那样的风流种子产生掏心掏肺的感觉,更确切的理解是,赫拉巴尔再次把这样的安排变成了一次难得的生活体验,正如他所宣称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代价参与生活”。哈维尔固然有他的自尊,未必把克林顿的到访看作是红衣主教的临巡,不至于和他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曾经撺掇以《七一宪章》向共产党发难的哈维尔,从生性和理想上说,也未必是赫拉巴尔的同路人。倒是克林顿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政客,把此次三人会当成了一场飘满猎奇味的政治表演。于是,这么个各怀鬼胎、让啤酒充当皮条客的三人会成就了今天金虎酒馆的地标身份。

赫拉巴尔引导我走的布拉格,没有阴郁的卡夫卡式甲壳虫。《过于喧嚣的孤独》里的废纸打包工汉嘉其实就是赫拉巴尔本身,他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体验完全融入了这个渺小而又独特的人物。“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吮糖果似的吮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这就是赫拉巴尔赋予自己的枯燥工作和饮酒的重大意义,所以,没有酒,我怎么能够和赫拉巴尔的幽灵和谐相处呢?

老城里的焦街10号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标。赫拉巴尔工作过的废品站就设在这里。地表以上是一幢五层楼,废品站曾经占用了楼房的地面两层及地下室部分。现在,大楼的铁门紧锁,透过门缝看到内院中心的地下天井。当年赫拉巴尔在这儿将一捆捆印满文字的纸张整齐地堆起来,用压力机打成紧实的纸包,再装上卡车,送去化浆。过秤的地方还在,赫拉巴尔满脸叮着苍蝇、扬脖灌啤酒的地方还在,当然,肮脏的废品站已经荡然无存。铁门旁简陋地敲上了一块铜牌,用捷克文标明赫拉巴尔曾在此卖力气谋生。

现在的利本尼区已经再也找不到堤坝巷24号那个大杂院了,因为搞市政建设修地铁,这片堆满穷街陋巷的地块全部拆了。赫拉巴尔在这里住过二十年,42岁那年还结了婚,总算有家主婆料理日常起居。他成名后,市政府为了标榜对文化事业的敬重,在这里的主干道中间镶了一块铜牌,表明这里曾是一个名人的故居。铜牌每天承受无数车辆和人脚的碾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赫拉巴尔对自身地位的清晰认识,就是彻头彻尾一头命运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耗子。钉铜牌的日子恰恰选在赫拉巴尔84岁生日那天。慕名而来的人群像废品站的苍蝇,绕着赫拉巴尔嗡嗡嘤嘤。得意忘形的老人当街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擎着大桶喝啤酒,看着标明自己故居的铜牌被郑重地嵌进路面。据说这个主意是赫拉巴尔出的,但愿不是在他酒醉糊涂时闹出的奇想。

赫拉巴尔是在布洛夫卡医院里了结了生命。很普通的一家平民医院,在马路边上,五层楼,建筑式样根本没法跟什么主义挂钩,如果不是赫拉巴尔的缘故,一点都不值得看。这年,赫拉巴尔的病房在四层。赫拉巴尔到底是怎么死的,始终是个问题。为了用面包屑喂窗台下的鸽子,失去重心,坠楼身亡,他的魂灵随着鸽子飞扬而去。这样的童话场景是他的拥趸最乐意编织的。更客观地说,当时他已经老得自理能力一塌糊涂,而且在急病稍稍缓解的情况下,医院准备撵他出院。在这种万般无奈、生路渺茫的情况下,老人寻死很正常。况且他曾就《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本书说过这样的话:“我为写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1997年2月3日,“这本书”早就完工,并且好评如潮,成为里程碑,老人解带卸磨,情有可原。

佩特辛山高仅三百来米,是布拉格城里最大的绿地,也是登高望远、欣赏塔林的妙处。五月里,绿油油的草坡、密匝匝的树丛、香喷喷的花海,无论怎么看、怎么闻,都是一幅滋味绵长的风景画。被太阳烘得暖洋洋的草地,被树荫留下一片凉爽的山道,到处是兴高采烈的人影。对我来说,爬佩特辛山的意义不一般,是因为这里的幽灵不一般。

捷克导演门泽尔曾将赫拉巴尔的几部小说搬上银幕,《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的外景地之一就在佩特辛山的某个角落里。受尽捷克人欺凌的德裔女孩丽莎坐在长凳上,对着那个为开出自己的餐馆跃跃欲试的恋人迪特,如同布道似的说:“布拉格是美丽的第三帝国的城市,从舒马瓦山道喀尔巴阡山,领袖解放所有德国人的日子终将到来。”随后,缓缓站起身来,对着山脚下静静躺着的城市,张开手臂,用德语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属于德国人的美好景象仿佛就在眼前。这个很有冲击力的段子在赫拉巴尔的原著中是没有的,但是,从小说中丽莎这位角色的身份演变,最后成为第三帝国勇担使命、勤勉尽责的军人的结果看,这样的诠释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沿着佩特辛山蜿蜒的山道慢慢走,时时会看到这座魅力之城不同角度的全景照。红屋顶、白墙面、教堂尖塔、穿行在楼宇夹缝间红白涂装的有轨电车、时隐时现泛着粼粼波光的伏尔塔瓦河,是这幅图画的主宰。

靠近山脚的缓坡上,矗立着一尊聂鲁达的铜像。铜像背后不远处的高大雪松林为诗人撑起了巨大的浓荫。此时的聂鲁达好像站在一个伸出去的岬角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脚下远远的景物。身着宽大的披风,口袋里插着一卷报纸,一只手背在身后,拿着礼帽。铜像的视线聚焦在山坡后的小城广场,那里有不知名字的教堂的绿色屋顶、圣维特大教堂的灰色尖塔、众多白成一片略显模糊的建筑,那里曾经是他居住过的地方。一个精力充沛的诗人、报人,在小城区上上下下的弹格路上留下了让我浮想联翩的足音。

此时,诗人的脚下正聚着一帮大学生,也许是周末一场很平常的野外聚会,嬉闹成了主旋律。有的两两配对,身披大仲马时代火枪手的黑披风,举着寒光闪闪的长剑,左刺右砍叮当作响,绕着雪松闪避如风,恍如神剑武侠再世;有的捧着两点五升塑料大瓶装的啤酒,扬脖咕嘟嘟直灌,和赫拉巴尔有的一拼;有的男女授受亲密过分,一个五大三粗的女孩子竟然高高地把一个瘦高条的男生举起来;有的在热火朝天地辩论着什么。我没能凑近到诗人的脚下,郑重地仰视他,心有所悟地抚摸一下那片铜质的披风下摆。尽管有遗憾,但是,这样的一幕何止只在这里上演,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读聂鲁达,更不在乎幽灵了。

沿着这段山路向上,在一个三岔路口,我遇到了诗人马哈的铜质雕塑。他好像还活着,站在高高的方形台座上,身后是一片被午后阳光映照得鎏金溢彩的茂盛树林。塑像特地为诗人安排了一张写字台,在他瘦削的身体后。诗人半倚靠在桌边,右手握着鹅毛笔,搁在桌上摊开的纸卷上;左手臂支在桌上,擎着一束玫瑰。他侧身细细端详着那束神奇的玫瑰,仿佛在那如火燃烧的花朵里,他看到了钟情的爱人,看到了爱情催生的一片壮阔的云图。诗人脚下的台座一角,雕塑师有意安排了一个斜挂的桂冠,深深表达对诗人文学成就的敬重和仰慕。

马哈被称为“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培育了捷克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他的抒情叙事长诗《五月》写于1836年,被誉为“捷克诗歌的珍珠”。主人公维兰被家庭驱逐,成了强盗首领。他杀死了一个诱奸他所热恋的姑娘的人,结果发现被杀者居然是其父。天主教会认定儿子的大逆不道,判之上断头台。诗人在诗里充满哲思地描绘了五月之夜花团锦簇的迷人景色,反衬出专制威权的黑暗无情。当时的文学评论家难以容忍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逻辑,诋毁作者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失常者”、“一个有失常态的人”。当然,经过时代风雨的洗涤,人们终于懂得欣赏这部诗作的伟大价值了。

“我忧郁的眼里噙着两滴热泪,像湖中星星的倒影在嬉戏。因为我曾有过美丽岁月,那童年岁月被忿怒的时光老人淹没在远方。像他的梦一样飘渺,像一个影子样的消失,像曾经清晰地映在湖面上那些白色村落的倒影,像死者们临终时的思想,像古代战争中隆隆的炮声,像亘古不变的北极光,像破损的竖琴上的弦音,像流星般的过往故事,像消失了的星宿的足迹,像被遗忘了的坟墓,像火熄灭留下的烟,像一只天鹅的绝唱,像人类失去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的童年。”在马哈灵动的雕像下,我咀嚼着他的诗句——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情诗,却到头来没有落得花好月圆,久久地被童年的阴影缠绕。这位仅仅活了26个年头的诗人尽管走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幽灵还在冒出烫手的灰烬,闪着金光,我感觉到了。

离开佩特辛山,顺着有轨电车穿梭而行的马路朝河边走,林林总总的酒馆向我铺面而来。酒馆门面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掌柜一样呈现一副世界大同的神气,就像哈谢克在《好兵帅克》里描绘的酒馆老板帕里维茨所说:“所有客人都一样,管他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生意人来说,这与政治无关。只要你付了酒钱,就可以在我的酒馆里坐下,随你怎么神侃海聊。这就是我的生意经。”

哈谢克和卡夫卡活在这世上的时间长短差不多,真的,我不想冷落卡夫卡,可是,这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在酒精和情爱里咂摸到任何满足,连第一次被女店员引诱破身,也显得扭扭捏捏很不自然。本来是人生美事,结果被他在日记里贬成“不值一提的破事”,自此成了难以克服的性爱之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佩服雕塑家大卫•切尼在卡夫卡博物馆门前造的青铜像,不是卡夫卡的人像,而是两个男人对着捷克地图形状的水池撒尿——本来自然的事就该大大方方地做。说说是卡夫卡博物馆,其实展品的丰富度、陈列的创新度,根本与这位死后才熬成旷世巨匠的虚弱者毫不般配。匆匆转一圈算是有交代,还是门前的撒尿铜像有看头,两个男人的关键部位藏有机关,会左右旋转,惹得一拨拨游客在此没大没小,暂时抛开了体面,连带着将卡夫卡当时的别扭和畏缩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这个可怜的一辈子活得像鼹鼠的伟人。

布拉格,是泡在金色啤酒液里的城,难怪赫拉巴尔会说:“我要是有个女儿,那我至少要用啤酒给她施洗礼,头一年我只用啤酒给她洗澡”。是呀,第一次来这里,就该用啤酒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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