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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村

作者:整理: 桂治强、王贝贝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7-09-15

童村(1906~1994),满族,辽宁沈阳人。医学家、微生物学家,中国抗生素工业的奠基人

 勤勉苦读的求知之路

 1906年6月26日,童村出生于清廷主管东北三省教育事业的一个满族官员家庭,父亲名恩格,字荫普,是一个较为注重子女教育的人。在子女的培养上,他为了使最终能成为有用的人才,非常支持儿女们的学业。因此,童村和他的两个哥哥自幼就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并且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各自的领域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大哥童隽是南京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国内著名的建筑学家,二哥童荫专攻电机,也是业内赫赫有名的专家。

小学毕业后,年幼的童村从沈阳到北京,考入了著名的汇文中学,在这个由“美以美会”主办、洋溢着浓浓的民主气氛的教会性质学校的学习生活,为他以后从事生物医药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所中学的生物学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学科影响力很大。当时童村就非常酷爱生物学,这对他日后在生物科研兴趣的形成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1926年,童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聪颖好学、勤勉努力的他,提前一年即1929年就修完了所有的必修课程,随即进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继续深造。当时协和医学院学习生活让他终生难忘,同时也让他受益颇多。一方面,这里教学严格,学习气氛紧张而激烈,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当时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显示:12点以后下课,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图书馆晚上10点关闭,回宿舍后学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考试前甚至彻夜不眠复习功课;另一方面,协和医学院重视启发式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重视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而且学院的研究课题都是围绕当时重大和迫切的医学卫生问题而进行的,这些都进一步打开他求知大门,对他日后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工作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后来的科研之路形成良好的推动作用。1930年、1934年,他先后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继而在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从事医学临床和教学工作。

 中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医药工业不发达,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如肺炎、心内膜炎、伤寒、副伤寒、白喉等,由于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死亡率相当高。看着得了传染病的病人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这让立志于生物医药科研事业,以护佑人民身体健康为己任的当时从事药学临床工作的童村心里十分痛苦和不安,更坚定他开展生物医药科研的决心。所以,他回到协和医学院攻读细菌学,开始探索细菌的秘密,希望可以研究出有效的药物来消除更多患者的痛楚。

在从事细菌学研究学习期间,童村通过研究探讨次甲基蓝、藏红及其他不同染色剂对细菌光能作用的影响,证实了对细菌悬液内加入次甲基蓝等染色剂而成为低浓度染色时,可使细菌对可见光产生高度敏感性,细菌可以被可见光抑制或杀灭,并先后发表9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人类、畜禽和农作物的传染病害的防治,以及食品、饮料、轻工业产品的保存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同期,童村还对白喉杆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于1936~1945年先后发表涉及白喉感菌的鉴别及其毒力、致病力、免疫等方面的论文13篇。1938年,童村成功找到了亚碲酸钾培养基的标准制备方法,在当时对做好恢复期的白喉患者及带菌者的白喉杆菌鉴别、及时隔离传染源、防止白喉传播与流行,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

1940年,由于在医药科研方面的突出贡献,童村被协和医学院选送去美国约翰·霍甫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这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私立大学,以医学及生物科学闻名国际,浓郁的学术科研氛围、极高的教学水平、良好的科研条件,让童村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其中的养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1941年、1942年,他先后获得约翰·霍甫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被校方挽留任教。

童村比较深入地接触青霉素研究并对之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将它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在美国约翰·霍甫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时,恰逢英国H.W.弗洛莱(Fkorey)等与化学家E.B.钱恩(Chain)等合作,从青霉菌的培养液中分离出青霉素,并用于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等疾病,获得了显著疗效。这件事引起童村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童村真正开始积极从事青霉素的研究工作始于1941年,1943~1945年连续发表了3篇相关论文。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青霉素研究、试制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更多地了解青霉素研究最前沿情况,掌握广泛的相关资料,童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克服困难,历经艰辛,终于获准去当时正秘密进行青霉素研究工作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NRRL)和正在筹划进行青霉素工业化生产前中间试制的施贵宝公司(E.R.Squibb&Sons,Inc.)、默克公司(Merck Co.Inc.当时这家公司研究试制链霉素)、礼莱公司(Ek1 Likky&Co.)参观访问,并获准得到青霉素产生菌。这些菌种曾经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我国研究试制青霉素的初始菌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让童村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回国以自己的科学研究奉献于国家的振兴,就成为童村挥之不去的念想。于是,他婉言辞谢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皮肤病学与梅毒学系的再三挽留,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物质生活条件,怀里藏着那万里迢迢、经历多年钻研获得的青霉素菌种,抱着为解除千万大众病痛的决心,毅然返回祖国。当时战争虽已结束,客船却尚未通航,归心似箭的童村,搭乘货船绕道大西洋,几经风雨,历尽艰辛,耗时近两个月,1945秋末冬初回到北平,准备大干一场以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

1946年,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安排,回国后的童村任北平原卫生署中央防疫实验室简任技正,负责建立北平抗生素研究室,正式开始在国内从事研究试制青霉素,开创了我国青霉素试制研究的先河。由于当时原料、电力、配套设施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童村建立的抗生素研究室所能得到的设备只有美国医药援华会赠与的一堆残缺不齐的设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童村领导他的团队创造性地获取了不耐热的青霉素粉末。虽然与国外耐热的青霉素结晶产品还有明显的差距,对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青霉素事业而言,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48年,他被任命为原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青霉素实验组简任技正,调到上海继续从事青霉素研究工作。由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不顾百姓的疾苦,对研究工作不重视也不支持,以至于经费短缺,研究工作开展相当困难。虽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来一批生产青霉素的设备,但也是残缺不齐。在那些日子里,他和几位同事只能在一间小屋子里进行试验,这怎能不使当时满腔热情的童村感到失望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生机,同时也给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霉素研究,派来了负责接管医药工业的军代表代表登门拜访童村,并说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希望他继续把青霉素实验继续下去以及要建立工厂生产青霉素为人民造福的规划。童村非常感动、深受鼓舞,唤起了他失去的希望,又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事后,童村回忆起那次不平常的会见,心情异常激动,百感交集。不久,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审批了“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前身)的建所计划,并从非常紧张的财政中拨款三万元用于青霉素实验生产。一心扑在科研上的童村,受到了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为首上海市领导的委托,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新中国的青霉素事业开始了拓荒阶段。著名话剧《陈毅市长》中化学家齐仰之就是以童村为原型创作的。

童村带领我国第一代抗生素探索队伍,艰苦创业,在一座破旧的汽车装配修理厂里,建立了第一个“青霉素实验所”,因陋就简,克服了厂房、能源、设备、原材料、技术资料、经验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利用二百加仑的小发酵罐,边研究、边实验、边试制,和同事们一起研究解决青霉素发酵原料代用,发酵染菌,提高发酵产量,青霉素的分离、提纯、结晶等一系列问题,终于1951年3月13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结束了中国无抗生素的历史。1952年8月26日,获得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嘉奖。童村还接受政府的委托,开始上海第三制药厂的筹建工作。陈毅市长“把建设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厂的任务交给你了”的诚恳话语,让童村深切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毅然担当起建设中国第一座抗生素生产厂——上海第三制药厂的重任。1953年5月1日,在童村领导下,在这块破旧的汽车装配修理厂的基地上,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他受命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此后,全国抗生素厂遍地开花,迅速发展,童老功不可没。

青霉素的生产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其中要克服的困难,没有真正接触到的人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青霉素生产过程中要求杜绝杂菌污染,在玻璃瓶子里发酵,比较容易控制,可是进入发酵罐里大批生产,容量扩大到几吨、几十吨,就不容易控制。因此,在青霉素投入工业化生产的初期,经常发生染菌问题,不但严重威胁着生产,还浪费大量的粮食。为此,童村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从不同角度来研究青霉素的发酵染菌问题。最终解决了抗生素工业生产中的染菌控制等问题,实现中国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获得国家颁布的新产品试制奖。他和沈义同志合作,根据多年积累的原始记录,分析100余例染菌罐的污染原因,编著论文《抗生素发酵染菌的防止》一书,从实践到理论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成为抗生素生产中克服与限制染菌的重要文献之一。童村还在厂里建立中心实验室,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青霉菌、链霉菌等抗生素生产菌种的育种和金霉素等生产工艺的研究,并成功解决了链霉菌噬菌体感染问题,为中国各种抗生素产生菌育种及生产工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与国民党政府对科研事业的态度相比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青霉素研究的支持与关心,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对人民负责,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贡献自己的才华,做一番事业。他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和一切献给党,并为之努力。1957年,年已半百的童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1958年,童村调至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前身)任抗生素研究室主任,并于1961年被任命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领导抗生素生产工艺和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更加执著于各种抗生素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金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新霉素、卡那霉素、新生霉素、头孢菌素C、林可霉素等抗生素研发成果相继实现工业化。童村是我国半合成抗生素事业的开创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预见到了半合成抗生素研究制造工业的前景。在他的推动下,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还与上海第三制药厂协作,利用大肠杆菌1113产生的酰胺酶裂解苄青霉素,成功制备出6-氨基青霉素焕酸(6-APA),从而研究出一系列半合成青霉素。

十年浩劫,天下尽魍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童村,进过牛棚,挨过批斗,被剥夺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权利。但是他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他心里时刻惦记着科研工作。当他了解到七烯类抗白色念珠菌类抗菌素对前列腺肥大症有治疗作用的报告后,他想到很多患前列腺肥大症的老年人,因没有理想的口服药,他们饱受手术的痛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童村提出将从土壤中找到的一株微生物菌种产生的克念菌素制成片剂,送医院进行治疗前列腺肥大的临床试验,他和技术人员、医生共同努力,在临床上获得良好的效果,为扩大抗生素的应用范围做出成功的探索。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把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决心将四十年来从事抗菌素研究的经验教训,用文字总结出来留给后人,笔耕不辍,著作甚丰,给社会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微生物深层培养技术的推广者

 童村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将我国微生物深层培养技术应用到工业化生产中,从而改变了表面培养工业微生物的古旧面貌。他还将微生物深层培养技术推广至谷氨酸发酵、苏云金杆菌培养、鲁保一号(一种杀灭大豆菟丝子病的农药)培养、甾体激素真菌氧化、应用混合细菌转化山梨糖为α-酮基-L-古龙酸生产维生素C,提高了我国的氨基酸、农药、甾体激素、维生素c等产品的生产技术。童村领导和支持开展深层培养酮戊二酸短杆菌北京2990-6(谷氨酸产生菌)、鲁保一号菌(用于防止大豆兔丝子病)及农用苏云金杆菌的相关工作,为我国氨基酸生产和生物防治农作物病害所需药物开辟了新途径。

做好灭菌工作是微生物深层培养技术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在经过多次试验失败之后,他创造性地将从日本引进的玻璃罐的PH自动控制仪与添加物料装置相结合,这种配合使用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发酵液的pH值是显示发酵环境的重要参数之一,进口或国产的pH仪的复合电极一般只能耐受121摄氏度蒸汽灭菌20~30次,有时蒸汽灭菌1~2次复合电极即告钝化,或因蒸汽灭菌而导致机械破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童村和同事们尝试使用过氧乙酸或戊二醛等化学药剂应用于复合pH电极灭菌,并在反复使用100次以上后,复合pH电极仍完好如初,而且并未因应用这种灭菌方法导致发酵染菌。童村等应用这种灭菌方法设计了自控pH联动加料装置,还用于青霉素发酵续加葡萄糖工艺流程。试验结果证明,发酵单位提高15.2%,葡萄糖耗量减少43.5%。这套装置应用于混合细菌转化山梨糖为α-酮基-L-古龙酸,使底物浓度提高一倍,既可提高被转化的基质总量,缩短了转化周期,同时也提高了转化率。林可霉素、头孢菌素C在具有这种装置的发酵罐中进行发酵后,也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自控pH联动加料发酵罐虽然不及带电脑的发酵罐能实时(real time)控制pH、实时加料,但已能满足一般发酵工艺要求,且操作管理较易,费用低廉,在发酵产品研究开发中有很好的实践意义。为此,他还撰写了实验经验与教训的相关文章,以供行业内的同仁参考,大大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医药科研人才的培养者

 童村深深地懂得,要使我国的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光有少数老专家是不行的,必须不断地培养成千上万的后继者。因此,他甘为人梯,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亲手培养、指导了一大批抗生素专业科研人员,遍及全国各地,并都成为独当一面的科研技术骨干,在自己的岗位上各领风骚。

童村在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中,以传授方法为主。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戴平华回忆道:“在我的印象中,童院长就是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者,他对人很宽厚,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对青年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总是耐心的听大家把自己的想法讲完,再凭借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给出启发性意见,指引青年同志自己去查阅文献、资料,通过实验来验证所得的结果。”

童村很注重让年轻科研人员在实践中提高。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叶逢春回忆道:“我调进医工院还不到五年,童老和另一位领导要就给我压担子,让我自己充分实践,不断成长。这样,35岁的我就成为当时抗生素研究室最年轻的专题组长。充分体现了他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提携和看重,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童村很注意将学科动态、国家任务及研究生本人特长综合考虑,指导研究生确定研究方向,选定论文题目。研究方向及论文题目确定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检查指导研究生的研究进展,同研究生一起讨论并及时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尽快帮助研究生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并有所提高。他的学生赵文杰研究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童院长对学生的严格我深有体会,每隔两三天,他总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实验进展,后来童院长因病住院,就委托有经验的老科研工作者做我们的导师。不过,他仍然要求我们每周要汇报试验情况。”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带教的第一个研究生朱宝泉回忆道:“生命中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实乃我的幸运。童先生对我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在日本东京微生物化学研究所留学时,我们每两三个礼拜就通一次信。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时,童先生逐字逐句地改,还请了当时国内医药界的9名著名学者组成答辩委员会来把关。”

童村很注重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在学术问题上,童村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在发表的论文之前,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在科研工作中,他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把问题的根源彻底弄清楚,却不能凭着感觉下结论。在他80岁左右的高龄时,为了解决生产中染菌和PH控制问题,他还多次坐车到江苏省靖江市的靖江葡萄糖厂,亲自了解生产一线的具体情况,最后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看法,事后证明这些看法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高尚的科学素养、治学严谨的精神,深深地触动着他身边每一个人。

他不仅自己严格恪守科学研究的道德,还教育他的研究生要具有很高的科研素养,如果引用别人的数据、结果,即使是别人的设想也要一一注释决不能窃为己有。作为国内微生物研究的泰斗,经常会有很多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要请他审阅。在审核中严格遵守相关回避规定,对于自己不该看的内容坚决回避。曾经,云南微生物研究所将一篇文章送给他审阅,童村发现这个论文题目与自己的一位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相同的,当时他就申明不看文章内容,但又毫无保留的谈了自己的意见和设想,使云南微生物研究所的同志很感动。

 执著于科研事业的奉献者

 肩负着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重任,始终关注国家发展和人民健康的实际需要,童村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说,童院长对工作极其负责任,细致而踏实,不管是上班下班,每天必到车间去了解发酵罐的情况,365天天天如此。他们都知道,如果实验室里、办公室里找不到童村,就到车间里去找,他肯定在那里。为了避免氨基酸发酵染菌,发酵过程中要用到碳酸钙来调节PH值,就要精确调整碳酸钙的用量与谷氨酸的产量的比例,而在发酵过程中碳酸钙的用量是一般抗菌素发酵生产中的七八倍。这样给工艺放大灭菌带来很大困难。每次发酵罐消毒,童村都是亲自蹲在抗菌素车间里,即使是在车间温度达到40℃以上的大热天,他穿着一件汗衫在一旁汗流浃背地指导,衣服完全贴在了身上,大家让他休息一下,他总是不肯。他就是一个任何事都亲力亲为的人。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真正的天才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真正下苦功夫才能获得成绩。”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

在生活上,童村对人很热忱,乐于帮助人。由于他是学医出身,常见的甚至一些疑难病症,他都有所了解,并且有不少治病的对策。职工或者其家属生病都愿意先请他看看,他也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他还经常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职工陈宝莲的爱人得了气管炎,童村就主动把家里的灵芝糖浆送给她。

童村为人淳朴、淡泊名利、不摆派头,从不为名利斤斤计较,他常说:“我是党员啊,做事低调点好。”单位给他安排公车,他不要,坚持步行上班;市里给他分房子,他推掉。生活中的童村,丝毫没有半点大专家的架子。

童村为人正派、实事求是,他经常说,“搞学问的人只有遵守科学道德,生活作风正派才能做好学问”。他留美期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交通中断,国内的妻儿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当他回国后发现积劳成疾的妻子患上精神疾病,性情大变时,他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后有所嫌弃,反而倍加呵护结发之妻,即使后来妻子病情加重也始终不曾放弃努力。他是党员,那时候的组织生活都是晚上或单休日举行,他的妻子身体不好,每到晚上要开会,他总是先回去照顾好妻子吃饭,再急匆匆地赶来,却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作为我国微生物学专家,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先驱,纵观童村的一生,在努力寻求中国的富国强化之路和半个多世纪投身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他始终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爱国科研工作者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建立了辉煌的业绩,推动了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成为我国医药科研行业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为我国医药科研领域乃至为中国社会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满怀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高尚情怀、刻苦攀登科学高峰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致力科研艰苦创业的坚定决心、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不求名利无私奉献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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