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院刊物

雷兴翰

作者:整理:桂治强、王贝贝   单位:医工总院   时间:2017-09-15

雷兴翰(1904~1989),湖南麻阳人。药物化学家,药学领域教育家,现代医药事业的先驱者,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创始人之一。

 寒窗苦读终成才

1904年12月24日,雷兴翰出生于湖南省麻阳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自幼好学,刻苦钻研,发奋图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0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各找出路,纷纷离去,来自湘西农村的雷兴翰,焦急万分。有机化学家、生理学家、药物学家萨本铁教授深知这个有志青年的知识与能力,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便邀请雷兴翰留校协助自己工作。在萨本铁的指导下,雷兴翰开始了有机化学的科研和教育工作,一边指导学生做实验一边旁听有关课程。萨本铁对他非常严格,每个周末都给雷兴翰做精心的安排。这种严格的要求不仅进一步巩固和拓宽了雷兴翰的理论知识,更积累了实际经验,培养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以后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担任助教的五年中,他完成了15篇相关学术论文,并且在萨本铁出国访学期间,代替萨本铁讲授有机化学和植物碱化学。由于工作努力,学习刻苦,他的良好表现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经清华大学评议会讨论,选派他去美国进修。1935年8月,他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药学院进修,并于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还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奖学金及中华基金会的补助金,得以继续深造。1938年6月,雷兴翰顺利获得了药物化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不仅完成了药物化学博士的课程和论文,还选修了药理学等相关课程,并为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做精心的准备。由于当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满腔爱国热忱的雷兴翰先生毫无犹豫,毅然选择了离美返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抗日救国出力。

 呕心沥血育桃李

雷兴翰的职业生涯始自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首先是一名教育实践家。他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培养了大批药学专业的人才,其中很多人都成了著名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归国后,雷兴翰任当时迁至重庆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教授,讲授药用有机化学、药物合成化学、植物化学以及药理学等方面的课程,同时在重庆大学工学院兼职讲授有机化学,以期发挥自己的所长,为祖国培养高质量的药学人才。他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的喜爱。由于当时在国内,合成有机化学是一门新的学科,雷兴翰又是留美学者,他在工作中践行的新颖的教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他也因此在师生中获得了非常高声望。在教学中,他不辞劳苦、平易近人。即使在上海担任华东制药一厂的厂长时,他仍然在已经迁回南京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后更名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做兼职教授,要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上课,从来没有延误学生们的课程。他不但课讲得好,而且为人很和善,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雷兴翰一直支持进步活动,因此也受到南京国民党势力的排挤,无奈之下,1947年,他便离开国民党势力强大的南京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了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技术室主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简任技正、华东制药一厂的厂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振兴与发展新中国医药事业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雷兴翰更加忘我地投注于医药科研人才的培养,并注重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在摸索中发展。在上海制药一厂工作期间,他经常叮嘱青年职工,要多看化学反应的书籍,以熟练有机反应。由于他们的实验知识较少,所以雷兴翰就要求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务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多看有关的文献来充实自己,以提高工作效率,多做实验,多出成果。他还经常提醒他们,搞新药研究:有数量,才有质量。在他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专业技术能手。

雷兴翰平易近人,对年轻人总是和蔼可亲,在科研工作中的问题,只要是他知道的,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他鼓励年轻人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让大家在遇到困难时树立信心,还大胆放手让青年人担当重任,并在工作中经常给予大家技术指导。进入轻工业试验所(上海医工院前身)后,他更加注重药学人才的培养。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由于专业知识相对匮乏,科研水平有限,做课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既着急又自卑。雷兴翰就予以热心鼓励和耐心指点,甚至亲自带着他们做课题。在工作中,他们哪怕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会得到雷兴翰的嘉许和赞扬。在人才培养上,雷兴翰还有一句口头禅:“要工作,要发表”。他积极鼓励身边的科研人员和晚生后辈把自己在工作中的探索与思考写出来,在与同行共享的同时,梳理思路,发现问题,完善方法。在他的关心和督促下,身边工作同志的论文写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更好地树立了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在国内外医药科研领域的形象。很多同志在回忆中,都对雷兴翰曾经给予自己的有益帮助和他严格的科学态度津津乐道。在雷兴翰的影响下,他们在日后的科研和教学中也都以这种方法来要求自己的学生和所在科研团队的工作人员。

雷兴翰还注重为青年人营造好的学习氛围。1977年,上海医工院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他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领导制定科研发展规划的工作,确定科研方向,组织各种学术交流,为科研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环境,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提供了条件。

1979年,他被评选为国内实施学位制之后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对研究生的指导要求甚严,即使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也绝从不放松。年过八旬且身患疾病的他,每隔一段时间还是要求学生前去向他汇报和讨论工作。每次的讨论工作时,他思维敏捷,依然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非常到位的指点与分析。

 一心为民做科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由于长期的战争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使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对于严重依赖国外进口的医药卫生行业而言,更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但是,党和人民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使医药科研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也给雷兴翰热情投入医药科研工作已无穷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原料药极度匮乏,很多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在国内加工成制剂。这种对国外原料药的过分依赖成为我国医药事业发展的巨大瓶颈,迅速改变当时我国原料药品生产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已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很有名气的“消治龙”(即ST)亦是如此。虽然有一些药厂也曾做过其原料药磺胺噻唑生产工艺的研究工作,但都未能成批投入生产,研究并实现磺胺噻唑的大规模产业化就成为国内进行“消治龙”生产最关键的问题。时任上海药品一厂(即现在的上海第一制药厂)副厂长、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雷兴翰深感责任重大,便积极筹划建厂,并领导全厂生产技术人员开展新药的研究试制工作。在摸索中,他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自主设计了工艺路线,经过实验室研究、中试放大,终于成功开发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合成路线和工艺流程,磺胺噻唑第一次在我国实现较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磺胺噻唑的投产,标志着我国磺胺类药物研究生产的开始,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药原料中间体如氯磺酸、退热冰等的研究和生产,为我国发展磺胺类药物和其他合成药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肆虐神州大地,很多人民群众,饱受病痛的折磨。在黑热病流行的山东省,患者约50~60万人,且死亡率很高,疫情十分严重。当时完全依靠进口的锑剂治疗,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供应严重不足,远不能满足治疗的需要。人民群众的生命重于泰山,雷兴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扩大,他积极领导组织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亲自指导第一制药厂的技术人员,抢时间、争速度,进行特效药葡萄糖酸锑钠研究试制,并于短期内投入批量生产,使众多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疫情得以迅速控制。据山东寄生虫病防治所统计,受治人数达63万人次,使黑热病在短期内基本被消灭。

在新药研究方面,雷兴翰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经济基础薄,技术设备落后不应该成为我们止步于新药创制的借口,他经常这样说。1955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试验所综合化学组主任,负责药物合成工作,这给他的创新要要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他是我国半合成抗生素研究和生产事业的奠基者。当时,国际上半合成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处于起步阶段,他就及时地组织力量对这一新的领域开展研究,为在我国发展半合成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打下了基础。在1956年,在他的倡议下,组成研究小组,集中开展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他还经常给予研究小组具体的指导。由于新药开发风险大、付出也更多,每当研究小组在遇到困难产生动摇时,雷兴翰总是态度坚决,还经常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搞新药的,一定不能害怕失败,“有数量,才有质量”。在他的大力支持和不断鼓励下,六七十年代,该组先后研究开发抗肿瘤药物20余种,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也因此成为国内抗肿瘤药物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在满足临床治疗需要、消除或缓解肿瘤患者的痛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阿霉素和米托蒽醌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自主创新方面,他组织合成了系列氨基酸和嘧啶类化合物,合成了植物抗肿瘤药依托泊苷,并对该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他还领衔发现了若干具有强抗肿瘤活性的化合物,也获得了中国专利授权。

1957年,他调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合成室主任;1961年,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作为国家医药局直属的医药科研院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汇聚了众多的医药专门人才,在创新药物研发领域有着强大的实力。他是我国甾体激素药物研究开发的开拓者之一。那时,我国甾体药物生产还处于空白阶段,作为我国医药科研水平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对解决这一问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1958年,雷兴翰领衔开展了全国大协作,进行甾体药物的研究试制。在试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很多人都产生了动摇,他总是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的决心和毅力对国内甾体药物生产的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60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该领域专题大会,并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甾体植物的资源》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巨大贡献,为我国的甾体药物研究赢得了较高的国际荣誉和地位。

 防治寄生虫病功及千万苍生

雷兴翰的科研工作始终结合生产实际,以国家利益、人民健康事业的需要为中心。他领导组织的抗血吸虫病药物——呋喃丙胺的研制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寄生虫病在很多省市广泛流行,危害十分严重。雷兴翰毅然挑起重担,将寄生虫病防治药物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组织并亲自参加了对我国流行的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药物的研究试制工作。其中,在治疗血吸虫病有效药物的研制上的贡献最为突出。

血吸虫病是当时我国流行十分广泛的一种寄生虫病,毛泽东同志在《送瘟神》一诗中曾经这样描述血吸虫病的危害:“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患者往往骨瘦如柴,肝脾肿大,因肝腹水而大腹便便,病情严重的失去劳动力,妇女不能生育,老人奄奄一息,惨不忍睹。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但是当时用的仍是1918年以来所采用含重金属、毒性大的锑剂,该类药物对人的心、肝、肾均有较大的损害,且病愈后的复发率高,而且需注射,疗程长(一个疗程为20天),并易引起“阿斯综合症”,甚至造成死亡,特别是晚期病人根本无法用此药治疗。因此,寻找非锑、低毒、高效的口服抗血吸虫药物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开始研究抗血吸虫药物的时候,由于没有一个可靠的药物可以作比较,雷兴翰就组织抗血吸虫病药物研究课题组的同志进行广泛的新药筛选,以做出一个新的化合物,常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到很晚才回去,而且他基本上都是最晚一个离开的,很多时候加班太晚甚至直接睡在办公室里,他的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让身边的同志敬佩不已。

研究的困难大、周期长,一开始的进展相当缓慢。而当时严重的疫情,让社会上很多人对雷兴翰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质疑。雷兴翰就召集课题组同志重新理思路,想办法,分析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找出新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径;他带领大家主动加大了工作量,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实验室。在摸索中,他大胆设想,突破国外已有的研制思路,跳出锑剂框框,创造性地提出“消毒杀菌剂往往具有杀虫作用”的设想,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合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杀菌剂并认真进行筛选,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药理筛选,终于获得了呋喃类药物——呋喃西林,实验证明,这类药物对感染日本血吸虫病的实验动物有较好的杀灭作用。这个结果使雷兴翰的设想得到初步证实,更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在雷兴翰的亲自指挥协调下,课题组成员集中力量合作分工,有人放大合成关键原料中间体,有人专做新化合物,有人负责与药理协作单位加强联系,有人专职查找相关资料,有人打通路线合成新的类似物等等。为了尽快赶制出原料,他们甚至用5立升的大瓶子和大号铁锅放在地上做实验,同时搭起几套装置,日夜不停地工作。尔后,他们又发现硝基呋喃丙烯酰胺及其酯类衍生物有比呋喃西林更为强烈的抗菌效力,并对这类化合物进行合成研究。经过药理筛选发现硝基呋喃类药物对感染日本血吸虫的小鼠有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又带领大家乘胜追击合成了更多不同种类酰胺与酯,一鼓作气地合成了共计1100多个化合物,其中236个证明有效,5个进入临床验证,其中呋喃丙胺(F-30066)对小鼠实验感染的血吸虫病的预防及治疗作用最为明显,灭虫率达100%;对感染血吸虫病的家兔、家犬的灭虫率分别为97%~100%及85%~91%;在浓度3.25μg/mL时,对体外血吸虫成虫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就在该药正式投产前夕,雷兴翰又亲自率领血防组的科研人员深入到疫情较重的嘉兴地区,体察灾情,看望患者,了解药物疗效。在嘉兴血防院使用该药治疗的病人,大部分获得治愈,并恢复了劳动能力。经临床确证呋喃丙胺对预防和治疗血吸虫病有特殊效果后,经卫生部批准由大众制药厂投入生产。这给当时血吸虫病患者特别是晚期夹杂症患者带来了福音,消除了他们的痛苦,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呋喃丙胺投产后,又经合成室工艺组多位同志负责工艺改进,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

作为国际上第一个口服非锑剂治疗日本血吸虫病新药,呋喃丙胺引起国际上的广泛重视,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64年,雷兴翰领衔研发的呋喃丙胺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创造发明奖一等奖;1986年11月,雷兴翰领导的课题组获中共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批准的“为上海市消灭血吸虫病做出了贡献,记大功一次”的奖励。美国Burger教授主编的《药物化学》第三版寄生虫病药物一章中对该药也作了详细的介绍。现在,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虽然已经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药物,但是作为治疗血吸虫病的第一个口服非锑剂药物,雷兴翰领衔研制的呋喃丙胺在世界医药史上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在丝虫病新药研究工作中,雷兴翰也成绩斐然。当时,丝虫病在我国危害也很严重,当时血丝虫病的治疗药物只有对该病菌的幼虫作用显著、而对成虫作用不明显的海群生,故对早期病人效果尚好,对晚期病人则疗效很差,且长期疗效不巩固,复发率高,不能彻底治愈。雷兴翰为寻找抗丝虫新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药理筛选模型进展较慢。1974年,寄生虫病研究所从国外引进的丝虫动物模型,给他带来了新的启发,也有了新的突破。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合成获得的数百个化合物中,他发现不少有效类型,特别是硝基呋喃嘧酮(M170)对丝虫成虫和幼虫都有很好的抑制与杀灭作用,特别对成虫的作用尤为显著,它不仅对我国流行的班氏丝虫和马来丝虫效果良好,对国外的罗河丝虫和常现丝虫也有较好的疗效。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还领导和组织研究试制成功一系列驱钩虫和疟疾防治药物,其中,1959年成功研制的驱钩虫药“灭虫宁”,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三等奖;1972年试制成功的抗疟药喹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些药物都在防病、治病和控制疫情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治学严谨,风范永存

雷兴翰一生治学严谨认真,精益求精。他对科技人员要求严格,一个实验、一个数据都要求力求准确。为了保证送出去的每个化合物的实验数据准确有效,常常是要经过多遍的反复筛选,基础实验都是反复做很多次。对学生和青年同志要求严格,同时也放手让青年人去做工作,也鼓励他们尽量自己做,发挥自身的能力。他甚至给每个人都安排了较为具体的工作计划,总是直接听取每位同志的工作汇报,因此对所有的工作进程都掌握得很详细。

雷兴翰坚持民主的学风,常常鼓励身边的科研人员和学生要敢想、敢闯、敢干。他的同事都说,雷先生十分注重激发大家的科研思维,给大家以发展的空间。比如,在进行血吸虫病新药研究时,发现硝基呋喃类化合物对血吸虫病有效后,他就启发大家,设计化合物,群策群力,共同讨论,要多想多干,所以工作进展很快。当大家在工作中遇到难题请教他时,也总会得到启迪和帮助,从中吸取教训,逐步提高,就这样为课题组的同志撑腰壮胆,解除了后顾之忧。

雷兴翰非常关心大家的日常生活。他还经常和同事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游泳。有个年轻同事的女儿喜欢拉手风琴,他就让自己的女儿去教她。处处体现出一位长辈对小辈的关心和爱护。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老专家,雷兴翰没有半点架子。上海医工院的科研人员除了做好实验工作,还要做好实验室的清洁工作。又一次,年逾花甲的雷兴翰看到一个实验室的两位女同志要爬到高高的窗户上去擦玻璃,就说:这不安全,我来帮你们做。所以,此后这个实验室每次擦玻璃的活几乎都是他的。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80年,75岁高龄的雷兴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更把“为人民服务”、“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体现在药物研究的实际行动上。在任人大代表时,众多来信,他都认真阅读并尽量一一作答。即使实在没有时间要他人代劳时,他也总是亲自过目并切实督促推进。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他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宁可日夜奋战,加班加点千方百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传递,不拖后腿,不给协作单位制造麻烦。1984年退居二线的他,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任命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名誉院长,但他对科研工作仍丝毫不放松,不论寒冬酷暑,仍然亲临第一线为院科研发展出谋献策,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甚至病危住院期间,仍关心院里的各项科研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雷兴翰兢兢业业于药学教育、药物生产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一生为科学献身,德高望重,为我国医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以发展祖国的医药事业,提高中华民族健康水平为己任,发扬实事求是、严谨治学、锲而不舍的科学作风和敬业精神,对后来的科研工作者影响深远,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免责声明: 本站资料及图片来源互联网文章,本网不承担任何由内容信息所引起的争议和法律责任。所有作品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与本站立场无关,如用户分享不慎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告知,我们将做删除处理!